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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之家]  

勿以美好的愿望代替逻辑和证据——与丁当先生商榷

鹤鸣于九皋

勿以美好的愿望代替逻辑和证据——与丁当先生商榷 奥运年过半，计划内的狂喜被惊诧、焦虑和失望一次次侵蚀、淹没，奥运年也越来越像一个转折年。“黄金十年”的宏伟预告言犹在耳，今天听起来却像是一个巨大的笑话。

于是，总结改革三十年历程，重估中国的社会经济前景，成为当务之急。乐观主义者们急于拨开神州上空愈积愈厚的阴云，向芸芸众生指明希望的太阳。遗憾的是，他们的故事版本充斥着美好的愿望，欠缺逻辑和证据。似乎自己体内填充了太多廉价的爱国空气，不吐不快。在不久前赌市的狂欢队伍中，他们也曾借用美国的成功范例，如巴菲特之价值投资，用高音喇叭预言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但斌之流至今不肯醒来。然而，他们从未有理有据地证明中国何以必然重演美国的成功。

今年七月号《VALUE》刊载丁当先生“对中国经济的一点看法”（第39页），是典型的乐观派预言，堪供“解剖麻雀”之用。以下提出两点质疑，与丁当先生商榷。

一、何来“前无古人”的“中国经济奇迹”？

   丁当先生无比激动地歌颂了三十年来“前无古人”的“中国经济奇迹”，与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并不相符。“奇迹”说的要害是专门选择对己有利的比较视角。钱颖一曾谈到，“如果改变比较的方法和视角，就会发现中国没什么独特之处。”“在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曾创造亚洲奇迹的地区对比人均收入时，重新选择比较的原点。日本取1950年，台湾取1958年，韩国取1962年，中国取1978年为原点，按购买力平价调整数据后比较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确实在这一组的比较中没有什么特殊，也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中国的增长速度至今为止没有什么独一无二之处，而且形成它快速增长的直接因素也与东亚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很相似：宏观经济的稳定，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重视基础教育等因素。”如果我们的眼光从“量”转向“质”，比较企业成长质量、国民所得分配等因素，中国大陆的“奇迹”还要打若干折扣。

    当我们进一步放宽历史的视野，更会发现中国大陆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相对落伍者！取1948年和2008年两个时点，分别比较上海与香港、天津与汉城、广州与台北，前后之差异清晰可见。其中缘由，大家心知肚明。

所以，是否存在一个“前无古人”的中国经济奇迹，大可怀疑。后三十年的“奇迹”，不过是为前三十年的错误还债，至今还欠着大笔的利息。“奇迹”说的信徒们，历史感是淡薄的，比较的视野是狭窄的。他们的宣传，充溢着对D和ZF的感恩戴德之情，对既得利益集团的统治大有裨益。非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国人，若相信此类说辞，未免有“奴才哲学”之嫌。

   为了具体阐说“奇迹”，丁当先生界定了它的经济学内涵，即“财富创造，中国解决得很好”，包括：1.鼓励大家去赚钱；2.努力了能赚到钱。这脱离了一般中国人的感受！在邓小平式改革开放的前半段，帕累托改进的效应比较显著，上述两点大体成立。进入后半段（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第2点逐渐弱化甚至有消失的危险，先是农民、工人、农民工“努力”了却赚不到钱（珠三角农民工的工资曾连续12年不涨，即是明证，更不用说尽人皆知的“三农”问题了），城市中产阶级近来也面临努力落空的危险。改革停滞不前（向民众收钱、抢钱的“改革”例外，而且无数专家踊跃论证其正当性），权力经济、官僚特权阶层横行无忌，无需“努力”就有大把的钱滚滚而来。这难道是“解决得很好”？

是的，丁当先生谦虚地说：中国的“财富分配”解决得不够好，但笔锋一转，说这是“全世界的难题”。于是，中国解决得不好似乎是正常的了。且慢，“全世界的难题”不等于各国各地区都一个样，仍有高下之别！以东邻日本为例，战败之后，向美国学习，二十几年之内，迅速由贫富悬殊变成“一亿中流”的富裕安定社会。纵观世界各地现代化的历史，财富分配问题解决得好坏，基本上决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绝不可等量齐观，以一句“全世界的难题”搪塞过去。

仅就理论而言，财富分配（分蛋糕）与财富创造（做蛋糕）也不可分。一百七十多年前，托克维尔观察到美国的政客皆为三四流人才，一二流人才都去经商，因而预言美国有光明的未来。道理很简单，如果一部分人可不劳而获（原因可能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也可能是严重的社会分化，所谓“过犹不及”是也）、少劳多获，人们必然倾向于将聪明才智更多用于分蛋糕，非生产性工作一定大受追捧；反之，第一流的人才将乐于从事生产性工作。从中不难窥得财富创造的长期前景。以此观察中国社会，改革后半段以来，公务员职业日益红火，实为不详之兆。

二、何以高速增长“一定还能持续下去”？

丁当先生断言：“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是必然的，一定还能持续下去。”在兴奋之余，他也承认“存在严重的问题”，甚至倾向杨小凯的“后发劣势”之说，认为“没有制度创新，就不可能有新境界，新高度”。

既然制度创新如此关键，关系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那么，丁当先生理应分析其成功之必然性，以证明“一定还能持续下去”。然而，他并未提出任何证据，反而说“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看来，作者持谨慎的态度，前面乐观的断言只能算作美好的愿望了？

非也！乐观主义者的激情不会屈从于证据，在文章的倒数第二段是表露无遗。在作者看来，即使涉及制度的“深层次问题”不能解决，中国也能高速增长下去，只是达不到再来三五十年的辉煌罢了。如此一来，他曾强调的制度创新对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又置于何地呢？

为了弥补逻辑上的失足，作者祭出“三个革命”之法宝，同样是以愿望代替证据。比如第二次革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一段有如下文字：“这个革命如今还在继续。什么时候像现在日本和德国的汽车一样，全世界跑的都是中国的汽车，那时增速才会减缓。”请问：证据何在？？？我们凭什么相信，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厂家制造的汽车一定能席卷全世界？给个理由先！再如第三次革命一段，宣称信息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会拉动全球经济，更会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究竟这一革命是“方兴未艾”抑或接近完成，见仁见智。但其世界性的“拉动”作用并不必然给某国（地）带来经济高增长，随便就能找一个例子，如近十几年的日本。

通观丁当先生此文，乐观主义者们的“三板斧”清晰可见。歌颂成就时，不遗余力；展望未来时，激动人心；指出问题时，轻描淡写，避重就轻，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比如作者认为“制度创新”的大敌是理解和宽容的匮乏，特别举出“最近中国屡屡出现的网络暴力”，以示自己毕竟有忧国之思。对网络暴力，本人也持批评态度，震灾后逼捐盛行时，曾在万科周刊论坛上发帖反对。但是，单纯指责网民，板子是打错了地方！在中国，不宽容的源头是既得利益集团。小民们有话无处说，有怨无处诉，幸有网络可发泄一二。他们的表达方式有时偏激，批评对象有时扩大化，这是体制性不宽容造成的强烈反弹。不平则鸣，压抑太过，其鸣也激。而且，年轻网民们表现出的“语言暴力”倾向，正是现行体制下长期教育的结果，其责任仍在既得利益集团。

本人并非悲观主义者，只是重证据，讲逻辑而已。我相信，乐观主义者们在探讨其他问题时，也是讲证据与逻辑的。但一涉及“国家”、“民族”，就情不自禁地让美好的愿望代替逻辑和证据。

古人云：居安思危。2008年，浮华盛世的假象正在远去。树立居危思危（而非居安思危）的紧迫感，才是对国家和社会真正负责任的态度。乐观主义者们描绘的伟大和辉煌，充其量是廉价的爱国气泡，只能蒙蔽人们的双眼。

今日之中国，并不需要这样的乐观主义。

2008-7-24 14:19:00

hdii6006

批判，需要极专业的素养和深邃的眼光，但是二者兼备者寥寥。何况，批判得真，批判得深，都让人极其厌恶。歌颂，不管眼光和素养，总之是让人高兴的，响应者众。所以，为个人利益考量，只要拍马啦。实在不行，去打酱油或者做俯卧撑。

目前个人很不喜欢看到市面上的那些洋溢着满腔热情地文字。

2008-7-24 14:29:00

11120615

好！

2008-7-24 14:32:00

禅心

有理有据，论点鲜明，希望丁当先生也能现身说法，打打擂台赛！

2008-7-24 14: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