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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1-14 新京报

    加息并非应对这一局面的最佳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应对CPI上升的重中之重。加息会使通胀风险扩大，而不是缩小

    经过9月份短暂回落后，10月份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再冲高点：10月CPI同比上涨6.5%，高于9月份的6.2%，从环比指数看，比上月上涨了0.3%。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3.2%，连续第三个月回升，高于市场预期的3.0％。预计今年全年CPI将在4.5%以上，而明年将持续高企。（新华社11月13日电）

    人们得逐渐习惯在高通胀与高增长的环境下生活，原因是经济环境发生质的变化：货币与资源、原材料价格同时感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压力，而以压低生产要素、保持低价资源与低工资的办法已经行不通。

    考虑到中国的就业、城市化等种种社会问题，GDP最低必须保证在8%以上，要保证这一发展速度，中国的资源、消费等就会维持大幅增长。据国际能源署近期报告，中国将在2010年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而席卷世界的玉米乙醇等生物能源热，以及国际投资者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农产品与资源出口国提高出口关税等，都对中国资源价格上升形成压力。

    这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后发国家走的大多是同样的道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对外面临本币升值压力，对内通胀高企之路。加息并非应对这一局面的最佳手段，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对民众生活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保证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是应对CPI上升的重中之重。

    应对CPI上升有两条路。一是提高人力成本，加强社会保障，保证分配公平，把物价上升对普通居民的影响降到最低。如果人均收入能超过CPI的上升幅度，物价的上涨就会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近两年我国人力成本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以10以上的比例提高，从表面上看，物价上涨、收入上涨造成了货币驱动型与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压力，但由于人均收入随之上升，也就意味着个人的消费能力、生活品质没有随物价上涨而下降，消费物价名义价格上涨而不是真实价格上升。

    目前的问题在于，社会保障仍不健全，人均收入上升而收入差距拉大。从收入增长差异来看，从2000到2006年，占总人口10%的最高收入人均收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5.0%，而低收入和最低收入人群的增长只有5.0%和2.4%。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6，显示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而近年来膨胀的资产泡沫更加大了这种差距。因此，使中低收入阶层收入赶上通胀增幅是通胀压力之下的首要问题。如果任由20%的人占据80%的财富，如果中低阶层的收入被人为控制在仅能维持生计的低水平上，如果大多数居民的社会保障不健全，导致的结果就是，居民应急性的储蓄居高不下，这些储蓄在资本时代快速缩水，收入差距更大；高收入阶层对消费不敏感，大部分中低收入阶层无力消费，内需无法拉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无法从出口、投资拉动转向内需、出口拉动的根本性转变，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又对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不利。

    第二个方法是在实施短期资本项目控制的情况下，适当放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目前我国的通胀部分是输入性风险，如以较低的人民币购买国外不断上涨的高价资源，由于资源上涨难以见顶，人为放大了通胀风险，使国外资本分享了最大份额的人民币红利。在资源进口依赖日盛的情况下，适当提高人民币的价格，对降低我国工农业生产成本有利。

    当然，这会造成另一个风险，就是海量国际资金追逐人民币资产，造成人民币在短期内急升，而在国际资金退潮后呈现崩溃性下跌，重演东南亚金融风暴一幕。但中国引入的是长期国外资本，政府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并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过程之中。目前，只要在控制住资本项目的情况下，放开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也能像印度的汇率改革一样取得稳步成功。

    为了应对CPI而加息务需慎重，加息会使人民币“洼地”积蓄过多的资金之水，同时对中小企业与普通居民的个人信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对资源性与垄断性企业毫发无损，既不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病症，也不能使民众的生活品质得到保证，更无法解决由基础货币发行而来的资金流动性过剩问题。加息会使通胀风险扩大，而不是缩小。

经济没高烧 绸缪趁未雨 

2007-11-8 新京报  

　　中国经济本身仍然活跃，热度略有下降主要源于外界的压力。9月份的经济运行景气指数再次印证中国经济没有发烧，但那是各种措施多管齐下强行抑制的结果，并且抑制的成本正在增加。

　　中国经济热度如何？国家统计局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开出了偏热的诊断书：预警指数虽然亮出黄灯，但总体而言，中国经济没有高烧，运行基本平稳，从未来看，有下行趋势（据11月7日《华西都市报》）。

　　经济活动能力依然强劲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以红、黄、绿、浅蓝、蓝为标志的表格中，十项指标中有六项挂起表示稳定的绿灯，分别为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品总额、工业企业利润、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广义货币供应量M2；有两项为偏热的黄灯，分别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而工业生产指数与财政收入两项确定为“热”的红灯。其中工业生产指数首次由黄灯转为红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是连续第二个月黄灯。

　　乍看去，中国经济毫无疑问在偏热区间徘徊，经济预警指数8、9两个月连续增长8个点，分别达到117.3和121.3（1996年为100）。但引人注目的是，提前预测经济波动情况的先行指数，与确认经济波动情况的滞后指数同时出现了下降，先行指数下降0.36，是连续第二个月下降；滞后指数下降0.13；而指数与经济运行基本同步、综合描述总体经济所处状态的一致指数则与上月持平，维持102.64不变。因此，结论自然是经济在高位之后有下探的趋势，偏热的经济可能在明年降温。

　　与国家统计局所属中国景气监测中心联合推出这几个指标的高盛公司给出的解释是，一致指数未变是由于工业增加值和利润的强劲增长被固定资产投资和贸易增长的放缓所抵消，先行指数下降是由于消费者预期指数、已开发土地面积以及新开工项目数量的疲软表现抵消了股票市场指数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强劲势头。

　　但经济活动能力依然强劲，9月份的高盛中国活动指数（GSCA）同比增长12.2%，略高于8月份同比增长12.0%的水平；经季节调整的季环比增幅放缓至8.9%，而8月份的季环比增长为13.7%。工业增加值和发电量加速增长是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抵消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货运量增长的放缓。

　　平抑有效仍需未雨绸缪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本身仍然活跃，热度略有下降主要源于外界的压力。

　　第一，物价上升。物价居于高位压缩了消费增长。随着资源价格的调整，以及10月份食品价格的进一步上涨，有可能使消费受到进一步遏制。虽然预警指标显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长期处于偏热状态，但细查一致指标的社会收入指数可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税收指标下降，而企业利润指标上升。我们无法笼统得出居民可支配收入上升抵消了物价上涨压力的结论，事实上，由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无法跟上物价上涨与政府财政收入上涨的步伐，有可能导致中国内需性消费继续不振，使经济无法实现从出口、投资拉动向内需拉动的结构性转变。

　　第二，固定资产投资稳步下降。固定资产、房地产开发、外贸等指数出现下降趋势，并进一步导致工业从业人员与工业生产、物流出现降温，可见政府的出口退税、抑制土地投资等外科手术式的调控出现了局部冰镇的作用。

　　第三，抑制货币供应与信贷增长。年底银行信贷额度逐渐告罄，经济活动相对迟缓，另一方面不能离央行年初设定的M2增长目标16%太远，突破到18%左右必须止步。M2是否准确地度量了货币，学界说法各有不同。有宏观经济学者认为，目前央行的M2已经失真，数据之所以稳定是因为完全没有反映出真实经济生活中货币流动的压力；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货币度量没有错，股市的发展减少了M2的需求量。但理论上的异见得出共同的实践结论，两派都赞成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前者是为了减少货币过多造成的通胀风险，而后者则认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已经让央行失去了保持如此之高的M2比例的任何理由。

　　大多数经济学家否认中国经济已经过热，9月份的经济运行景气指数再次印证中国经济没有发烧，但那是各种措施多管齐下强行抑制的结果，并且抑制的成本正在增加。没有发烧不等于健康，经济结构没有矫正，通胀压力如影随行。高盛的研究报告表明，由于10月份食品价格再度上涨，和生产成本、收入继续强劲增长，通胀压力有增无减，估计今年央行到年底之前会以27个基点的幅度加息一到两次，同时明年的GDP增速会降低。

　　令人奇怪的现象是，认同经济未发高烧的同样的一批人也认同政府应该加息实行紧缩政策，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充满矛盾：如果经济先行指数已经下降，如果基础货币的增多由外汇储备而来，央行有什么理由急匆匆再次加息？如果以为加息可以缓解升值压力，抑制食品、生产成本、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不过是寻求格林斯潘所说的心理安慰。